《李大釗年譜》：讓李大釗“活起來、站起來”

　　歷時20年編著完成的135萬字《李大釗年譜》（上下冊）日前榮獲教育部第九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一等獎”，是“中共黨史黨建學科”獲得一等獎僅有的兩部著作之一。談及獲獎感受，該書作者、中國李大釗研究會常務(wù)理事兼學術(shù)秘書、北京大學校史館研究員楊琥表示，很高興自己的工作得到認可和肯定，這既是對既往工作的肯定，也是對自己的鞭策和鼓勵。

　　他說：“當初接到李大釗研究會和北京大學交給的任務(wù)時，我就下定決心，要本著‘只問耕耘，不問收獲’的態(tài)度，做好這本書的編纂工作。要保證每一項信息來源都準確可靠，讓讀者和研究同行能夠放心地參考和使用。”

　　承前啟后之作

　　來自甘肅通渭的楊琥于1990年考入清華大學，成為師從陳寅恪、雷海宗、邵循正等史學大師的劉桂生先生的碩士研究生。“做學問，不怕笨，就怕你不笨。”楊琥將劉桂生先生這句話奉為自己治學的座右銘。在北京大學讀博期間，楊琥參加了《李大釗全集》的編纂工作，從此與李大釗研究結(jié)下不解之緣。

　　“在楊老師身上，可以看到一種認準目標、勇?lián)厝巍⒊翝撓氯ァ⒘涓≡辍砸闱靶小⒋蛟炀返娜松鷳B(tài)度和治學能力。”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副總編輯楊虎看來，《李大釗年譜》是新時期黨史、北大校史以及李大釗研究領(lǐng)域的一部精品力作。在編纂《李大釗年譜》的漫長歲月里，楊琥用“竭澤而漁”“勤筆抄錄”“好學深思”“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愚笨功夫，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重重困難，最終拿出了沉甸甸的成果。

　　《李大釗年譜》從李大釗的生平事跡，社會、政治活動與師友交往，詩文系年與重要論著解析，學術(shù)貢獻與思想觀念等方面，逐年逐月全面、客觀、真實地記載了李大釗尋求“政理”與真理、領(lǐng)導革命活動并英勇獻身的一生。該書以時為綱、以事為目，體例新穎、要素齊全，不少資料為首次公開，是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創(chuàng)始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和承前啟后之作，是新時代認識李大釗、了解李大釗、宣傳李大釗和研究李大釗的奠基之作，具有較高的學術(shù)價值、史料價值和文化價值。

　　如同李大釗所說：“歷史學是起源于記錄。”“歷史這樣東西，是人類生活的行程，是人類生活的聯(lián)續(xù)，是人類生活的變遷，是人類生活的傳演，是有生命的東西，是活的東西，是進步的東西，是周流變動的東西；他不是些陳編，不是些故紙，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東西，不是印成呆板的東西。”憑借對文獻的挖掘深廣、搜羅宏富，以及考辨精當、視野開闊，《李大釗年譜》入選2019年度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中國歷史研究院歷史研究雜志社評選的2020年中國歷史學5部優(yōu)秀著作，榮獲第五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

　　踏平坎坷成大道。作為李大釗研究、北大校史研究專家，楊琥著有《李大釗年譜》《清末民初的思想與人物》，編撰《歷史記憶與歷史解釋：民國時期名人談五四》《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李大釗卷》等多部近代人物文集和史料集，作為骨干參與“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guī)劃項目《李大釗全集》《孫中山全集》的編輯、注釋工作。

　　漫漫編撰之路

　　編著《李大釗年譜》的20年間，楊琥閱讀了幾乎所有關(guān)于李大釗的著作和回憶文章。因當年還沒有數(shù)據(jù)庫可供檢索，他利用業(yè)余時間跑遍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廣州等地的圖書館和檔案館，從舊報刊、手稿、日記中挖掘原始資料，用于抄資料的筆記本就用掉了50余個。后期伏案寫作時期，楊琥更是寫到右胳膊抬不起來，要靠針灸緩解。

　　“李大釗的自然生命雖然已經(jīng)結(jié)束了，但他的思想生命、文化生命、社會生命長存。”沉浸于研究對象二十載，楊琥總結(jié)出李大釗的5個突出特質(zhì)：忠貞的愛國情懷、世界文化的眼光、全球政治的頭腦、與時俱進的精神、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

　　研究李大釗的知名學者朱成甲認為，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lǐng)域，楊琥以清末民初為大背景、以李大釗與“五四”為中心的史學研究，多年來已取得很突出的成果。這些成果，已為海內(nèi)外的有關(guān)學者以至思想理論界、文化宣傳界所廣泛審視與稱道。在他看來，“《李大釗年譜》水平之高，實在美不勝收”：其特點一是“基礎(chǔ)入手，廣搜史料”，二是“多方參證，考訂正誤”，三是“追蹤前沿，拓展認識”。

　　“楊琥的‘五四’研究與李大釗研究，是學術(shù)界不得不重視和參考的重要學術(shù)成果。而在學術(shù)研究方法上，他也已具備‘金手指’。”談及“一貫勤謹好學”的楊琥好學的程度，朱成甲認為“可說是孔子所稱道的顏回一類的人物，遠非一般之人所可比”。楊琥的研究之路，從章太炎開始，到新文化運動，再到李大釗。楊琥如同顏回的那種勤勉好學、勤勉去做一切所承擔的任務(wù)，多年如一日，應(yīng)該說是很少見的。“我給他打電話的時間，一般都在晚上9點以后，而他接電話的地方，通常都不在家里，而是在校史館他的辦公室。年復一年，有幾人能做得到？《李大釗年譜》巨著的產(chǎn)生，就在于此。”

　　追求至臻之境

　　對于李大釗這樣一位革命先驅(qū)、歷史偉人，編寫一部什么樣的年譜，才能全面、完整、準確地反映其生平活動、革命事跡和思想發(fā)展，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chǔ)上有所推進？當年，在接受編撰《李大釗年譜》這項任務(wù)后，楊琥就在思考，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zhàn)。

　　在學習、繼承和總結(jié)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chǔ)上，楊琥逐步認識到：這部年譜應(yīng)該完成的任務(wù)是充分展示李大釗的革命活動和思想演變的軌跡，一切編撰工作都應(yīng)服務(wù)于這個中心任務(wù)。

　　征引資料，既要博采又要準確。李大釗是一位革命烈士，關(guān)于他的許多資料都散失了。在楊琥著手工作時，學術(shù)界已有幾種李大釗年譜，但內(nèi)容比較簡略。針對這種狀況，他從基礎(chǔ)入手，廣搜史料，盡可能地查找、搜集各種原始資料，尤其是民國時期的報刊、檔案、日記、地方志等。

　　據(jù)粗略統(tǒng)計，除李大釗本人的論著外，《李大釗年譜》征引了近70種報刊，50種檔案資料匯編和未刊檔案，36種日記、書信和文集，60種紀念集、回憶錄和數(shù)百篇研究論著，其中有關(guān)“事略”部分的史料，新挖掘的資料大約占40%。在撰寫過程中，楊琥堅持多方參證、嚴密考訂的原則。對于史料充分的李大釗事跡，按其不同類型、不同來源，每一種史料均摘要征引一條，以互相印證。同時，對于各種敘述矛盾的材料，他則嚴格考辨、仔細分析，擇其可信者而用之，其不可信者而棄之，在準確可靠的史料基礎(chǔ)上努力重建李大釗生平事跡之史實。

　　根據(jù)李大釗的特點，需要采用符合他身份的年譜編撰體例。李大釗既是革命家和政治活動家，又是學識豐富的思想家，如何將他這種革命家兼學者的特點恰如其分地表現(xiàn)出來，是《李大釗年譜》需要解決的另一個重要問題。為此，楊琥翻閱了自清代以來的多種年譜，博采眾長，在體例上設(shè)置了“譜主事略”“詩文系年”“時事紀要”3個子目。具體來說，在“譜主事略”中，主要敘述李大釗的生平事跡、日常生活、師友交往和革命活動等；在“詩文系年”中，則介紹李大釗所撰寫的詩文、學術(shù)著作和講義等內(nèi)容，同時對其重要觀點和思想演變的轉(zhuǎn)折點加以重點評述；在“時事紀要”中，則將同年發(fā)生的與李大釗關(guān)系較為密切的時政大事摘要記載，以便體現(xiàn)他生活的時代背景，從而揭示李大釗與時代之間的相互關(guān)聯(lián)。

　　吸收新的研究成果，才能不斷推動李大釗研究。一般年譜，主要以收錄資料、客觀敘述譜主生平事跡為主，但《李大釗年譜》并不滿足于此。在博采史料的同時，楊琥還充分吸收學術(shù)界新的研究成果，將最新成果體現(xiàn)在年譜中。此外，在年譜編寫過程中，針對李大釗研究中的一些熱點問題，他也撰寫和發(fā)表了若干論文，并對一些影響較大但實則錯誤的觀點提出不同看法和批評，使年譜編撰與專題研究互相結(jié)合、互相促進，在一些重大問題或關(guān)鍵點上引起了學術(shù)界對李大釗更加深入的探討和研究。

　　“李大釗研究，任重而道遠。”楊琥謙稱，《李大釗年譜》只是李大釗研究的一項基礎(chǔ)性工作，李大釗的思想來源、學術(shù)和政治主張、革命精神等許多重要問題還有待研究解決。他說，自己要再接再厲，多面立體地展現(xiàn)李大釗同志作為一個革命者、學者、思想家的人物形象，真正讓李大釗“活起來、站起來”，從而使共產(chǎn)黨員和青少年都能了解他的革命事跡，學習他崇高的品格，實踐他的奉獻精神，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