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晚年的小說差不多是越寫越短。這位中國的短篇小說大師一輩子只寫短篇，以寫短篇小說著稱于世，但他早年和盛年的作品也有比較長的，洋洋灑灑至萬字乃至近兩萬字也都是有的。他晚年的作品卻大多只有兩三千字，有的只有一兩千字，甚至更短。他較長的短篇固然膾炙人口，但他的“精短篇”似乎更精致，也更活潑，或許正如唐朝詩人祖詠在應試時寫《終南山望余雪》詩只寫四句就足以“盡意”一樣，汪老也是意在“以少少許勝多多許”吧。

　　中國的古典小說當然也有長篇和比較長的“話本”，但是文人士夫們喜歡的還是那些篇幅比較小的筆記體小說，似乎只有這些才是“正宗”。有“中國最后一位士大夫型文人”稱譽的汪曾祺喜愛中國古典短篇小說，包括那些筆記小說，也就在情理當中。那種取材，那種口吻，那種結構，以及作品所透現出來的雋永之氣味，我認為都沾溉于中國傳統短篇小說，有的就酷似筆記體小說，因此，我們說汪曾祺晚年所寫的是一種地道的“中國式小說”大概并不為過。

　　汪曾祺在年輕時也曾受到“新潮”的影響。他自己就曾說過他早年的小說里有“意識流”。這大概是真的。就拿這本《汪曾祺精短篇小說選》所收早年的幾篇，也都可看出這方面的痕跡。《釣》寫的是什么呢？不過是釣者“我”去釣魚時的一段隨機的、朦朧的浮想吧，甚至主人公“我”也是若隱若現。《獵獵》不過是一位盲者坐船過湖時所感受到的氛圍與情景，卻有一種人間世的蒼涼與空闊，完全是出自“感覺”。《抑郁》更是一個走向“成熟”的小女孩的心理（情竇初開吧）。《驢》呢，放驢孩子眼中的一頭驢，也只是感覺和聯想（并沒有多少故事性的回憶），但寫得“美極了”：“驢它穩穩重重的時候不是沒有，但發神經病的時候很多，常常本來規規矩矩，瀟瀟灑灑地散著步，忽然中了邪似的，脖子一縮，伸開四蹄飛奔，跑過來又跑過去；跑過去，又跑過來。看它跑，最好是俯臥在地上，眼光與地平線齊，驢在藍天白云草紫蘆花之間飛，美極了。”這些大多出自主人公視角的簡單敘事與描述，不知從何而起，也不知至何而止，如煙云氤氳，極具朦朧的詩意美與情感的細膩，充分體現了汪曾祺作為一位小說家的體物的功夫。

　　中斷小說寫作二十年后，汪曾祺無疑更加成熟，這種成熟不僅體現在他體物功夫的加強，更表現在他閱世能力的加深。他后來寫的“精短篇”小說，無疑汲取了中國傳統小說的經驗，故事性有明顯的增強。他或述一人物，或寫一事件，或繪一景物，或轉敘一段傳說……但每寫一篇，總是以高度凝練的語言介紹人物和事件的來龍去脈，通脫然而具體，似無早期的閃爍與朦朧。但這并沒有減少他的小說的魅力。原因何在呢？其實并無秘密，就是他所寫的人與物與事總有出人意外的地方，或者說大多是畸人異事，而透過“畸人異事”，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世態風貌，而且可以透視到人性的深處，加上汪曾祺式語言的晶瑩剔透，汪曾祺晚年的小品式小說也就具有了玲瓏珠璣般的品質，有人形容為類似于“畫家冊頁式的藝術品”，我認為是比較準確的。

　　讀者耳熟能詳的精短篇《陳小手》不用說了，《航空獎券》寫一個大學生總要買“航空獎券”，好中了頭彩去追求自己心儀的姑娘，后來發現姑娘已另有所屬，他會怎樣呢？他不僅沒有燒掉過去為她所寫的詩文，而是“留著，將來有機會獻給另外一個人，也還是可以的”，航空獎券也照買不誤，“因為已經成了習慣。”一個投機主義人物的面目昭然若揭。《撿金子》更是異曲同工，人家忙于“跑警報”，但他“別出心裁”，去搜撿人們慌亂中丟落的金戒指什么的，寥寥五百字就揭示出一個人的品性。由此也可見汪曾祺在經過幾十年人生滄桑之后對世事的洞明與透析，端的是信手揀來，“人情練達即文章”；但應當指出的，汪老的諷世未必沒有對諷刺對象的悲憫與同情，因為他們都是可憐的小人物！

　　汪曾祺先生的小說寫得精短，是源于他的文體自覺。他在《短篇小說的本質》一文中就曾直言：“短，是現代小說的特征之一。短，是出于對讀者的尊重。”“短，才有風格。現代小說的風格，幾乎就等于：短。”應該說是符合文學“大歷史”的規律的，正好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以寫短篇小說著稱的加拿大女作家門羅，也算是再一次佐證。在另幾篇文章里，汪老也不掩飾自己對中國筆記小說的偏愛（如《讀一本新筆記體小說》），因此，他的精短篇我們完全可以認為是對中國古典筆記小說的有意繼承。即便如此，他仍覺意猶未盡，所以他從寢饋其間的古代筆記小說發掘一些佳什，直接將它用現代語體文加以改寫。這些改寫跟白話翻譯不同，而是再創造其小說意境，因此，跟流于他筆下的創作一般，不僅獲得了“新義”，而且那種妙趣是得到了大大的發揮，是頗生動而吸引人的，尤其是題為《聊齋新義》的一組，是不可多得的妙品，這也可以看作汪曾祺對中國小說的貢獻之一。

　　可惜的是，汪曾祺已于上個世紀90年代仙逝，改寫古典的工作未收全功，同時，他自己的那些活靈活現的現代筆記體小說也就成為中國式小說的絕響。

　　（李成） 

《汪曾祺精短篇小說選》

　　（新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