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文學雖然有其理想與浪漫的想象，但更多還要歸于“現實主義”。反而，那些完全對現實進行復寫式描摹的作品，我們叫它“自然主義”。讀完作家水運憲的長篇小說新作《戴花》，這種命名上的歧義突然有了一種新的解釋：文學的“現實主義”與否，不僅應看其對生活的還原度，更應看其關注的問題，能否夠格稱為“現實問題”。所謂現實問題，就是作為歷史主體的人最迫切、最無法避免的需求，也是社會性與個人性發生沖突時最直接體現出的難題。

　　改革開放以后，文學書寫除了關注國家、集體的宏大敘事，也漸漸開始關注個人的精神和物質需求。改革文學努力嘗試對集體與個人的需求進行最大程度的全面關注。不過，隨著經濟飛速發展，人的物質生活越來越豐盈，也開始出現個人化敘事越來越強的傾向。雖然改革文學的時代底色依舊存在，但一方面文學史敘事多采用“進化視角”，將改革文學僅作為當代文學演進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另一方面通俗文學中雖有改革元素，卻存在一種沒有深度的成功學敘事，導致改革題材很長時間內陷入兩難境地。

　　水運憲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已為人所知，堪稱改革文學的一線作家。然而即使是這樣的作家，也為《戴花》整整沉淀了40年。其中有對自己文學積淀的耐心，亦包含對社會發展的某種信心和決心。這種信心與決心是：在中國，無論經濟如何發展、社會如何變遷，認真書寫現實，試圖將現實與理想進行調和并努力賦予其藝術性的作品，永遠都是立得住腳的。從這一點來說，世界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需要中國這樣一個高速發展的現代化社會來不斷進行自身的變革。

　　《戴花》以工人莫正強為中心，集中書寫了他與徒弟兩代人的理想與心路歷程。莫正強不是一個完人，但這與他有崇高的理想并不沖突。一方面，他會為了兒子的病而拿公家的錢，對自己的徒弟也有所防范，生怕被那些上過大學的徒弟打“翻天印”。但他的理想是樸素的——“要戴就戴大紅花，要騎就騎千里馬”。“戴花”在這里其實是一個符號性動作。大紅花在這里連接的是社會乃至國家。來自這兩者的認可，對那個年代的工人是終極目標。小說放到現在來讀，字里行間依舊是樸實的。莫正強作為廠里的“技術權威”，也有架子，當徒弟楊哲民想要技術革新時，他的思緒是復雜的。對于莫正強這樣的人，廠子就是他的一切，技術就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當別的廠子高薪挖他的時候，當與自己的徒弟同時被選為勞模的時候，他卻有一種相當強的底線思維——一切為了廠子的發展。

　　這就回到了我們起初所說的“現實問題”。為什么時隔半個世紀，水運憲要給我們看這些工人在艱苦歲月中的高尚？其實，如何在條件艱苦的歲月中發展，正是當時面臨的現實問題。如果沒有一種超強的主體信念，如果沒有一種強烈的集體主義精神，是無法完成一系列發展與變革的。所以，近期如《戴花》《人世間》等小說的走紅，其實并不是一種突如其來的懷念，它們共同組成了一種文學現象，提醒我們從祖國自身的奮斗歷程中汲取精神力量。這才是既屬于我們這個國家、又屬于這個時代的寶貴意志。

　　因此，當我們強調文學的主體性時，不能僅僅強調文學所寫的主體是“人”，也需要注意是“人”這個主體在寫，從而有所選擇。無論是寫作者還是文本內部的人，都要放在歷史中衡量，才能彰顯出真正的價值。

　　（作者系山東大學文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