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晚，楊苡先生去世，享年103歲。得知這個消息時，我正讀到她的口述自傳《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的“中西十年”章節，也是全書最無憂無慮的部分。楊先生回憶學校有老師去世，她和同學們一起唱《渡過死海》（Cross the Bar）以表懷念，“這番辭行，我好揚帆，我雖必須辭別時間空間，遠遠隨了潮頭，我卻希望與我舵工會面，當我入海時候……”閱讀到此，楊先生的離世正好可以用這首歌來送別。

　　楊先生以首創《呼嘯山莊》這個書名聞名于世，是一位杰出的翻譯家，同時也是著名翻譯家楊憲益的親妹妹。我原來對她的了解止步于此，閱讀此書，才得以走近她的百歲人生。

　　楊先生生于1919年，正好是新文化運動開始。除了哥哥楊憲益，她其他的家人也厲害：姐姐楊敏如是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授，姐夫羅沛霖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父親楊毓璋是天津中國銀行首任行長……除此之外，我們還能在此書中看到沈從文、穆旦、冰心等大名鼎鼎的人物。

　　不過，楊先生講述他們時，并不是以“你看，我認識這么多名人”而自傲的態度，相反是從一個親歷者的角度，給我們提供了不少這些人物的生活細節。我認為此書最耐看的，就是這些細節，也不得不佩服楊先生驚人的記憶力。

　　此書之所以能夠問世，一方面來自楊先生本人的口述，一方面也來自學者余斌持續十幾年的努力。他在后記提及這本口述自傳特點，“依我之見，對楊先生而言，口述實錄的一大好處，恰在于它方便容納看似旁逸斜出的零零碎碎”。比如，沈從文在張兆和來之前不善于照顧自己，穿的棉襖總是掉棉絮；吳宓在西南聯大授課時，不受歡迎，口音特別重；穆旦總是為情所傷……這些著名人物在“正史”上總是正兒八經的模樣，到了這里變成可親可感的人，他們也有常人的弱點和悲歡，也有生活的窘迫和齟齬。

　　余斌提及，“我一度很執著地想在書名中嵌入‘碎碎念’三個字，在我看來，‘碎碎念’恰恰是楊先生記憶與講述的特點，關于記憶點點滴滴的細碎，也關乎她記憶的展開方式。同時，不停地憶念，正說明故人故事，以及其中承載的親情、友情、愛情和世情，已是楊先生生命的一部分”。

　　“碎碎念”的確非常精準，身處大家族中難以言說的壓抑、委屈和痛苦，中西女校的教學方式、姐妹情，西南聯大的宿舍、飲食，結婚后的煩難、抑郁……如此細致地講述給我們聽，那么真切，那么坦誠，那么事無巨細，正是此書最可貴的地方。

　　做這些口述時，楊先生已經是百歲老人了，她生命中所熟知的那些人大多已經離世，所以她得以知道這些人整個的生命史，“許多人，他們的事從頭到尾都知道大概，有頭有尾，聽上去就像一個個故事了。這些人和事不時想起，想忘也忘不掉，有時又不愿想，因為好多人，一輩子過去，細細想來，更像是一出悲劇”。閱讀過程中，經常在一章結束時看到類似“他后來失蹤了”“這個人死得很慘”“她被抓走從此音訊全無”等結語，讀來讓人心驚。

　　楊先生不講大歷史，但身處一個動蕩的時代，無論你愿不愿意，都會見證各色悲慘動亂的人生。“想起過去的人與事，也像過電影似的，只是一會兒是彩色的，一會兒是黑白片。串一塊兒，又像是夢，的確也做過很多夢，越到現在夢越多。過去的那些人和事越來越遠，時間在往前走嘛，越遠就越像夢。”

　　這個夢里，我想“大李先生”恐怕是最瑰麗的那一個。“大李先生”是巴金的二哥李堯林。楊苡當年還是一個愁悶的少女，她給當紅作家巴金寫信，不僅得到了巴金的回信，還因此結識了李堯林。全書最美好最動人的部分，都是關于“大李先生”的。楊先生一直強調她與“大李先生”之間的情感不是愛情，而更接近于兄妹，但“大李先生”是否對楊先生有愛呢？這個讓人遐想。

　　楊先生回憶，“我希望他（大李先生）聽到唱片會知道是我在等他，在放給他聽。他的確也會朝樓上望過來，雖然他并不能看到我。我不會站在窗前，開著窗戶在樓上和他說話更是不可能的，我只會遠遠地看他兩眼。就這樣母親已經起疑了：怎么老是把唱片放得那么響？當然即使她到我房間里來，看我在干嗎，甚至往街上看過去，也發現不了什么，因為她并不知道有個‘大李先生’”。

　　而“大李先生”在知道楊苡要去上大學后，“他帶我走到了海河邊……我們站在海河碼頭一帶的岸上，看見遠處一艘白色的大輪船緩緩地駛去，一點點變小，最后消失，這景象帶給我一種說不出來的新鮮感受。‘大李先生’站在我身邊，輕輕地說，你看，你就會坐這樣的輪船離開你的家鄉的。我傻乎乎問了句，你呢？他嘆口氣說，我遲早也要走的”。聯想到后來“大李先生”的凄慘遭遇，真是讓人唏噓。

　　最后回到口述者楊先生自己身上。不得不說，這真是一個無比可愛的人，她總說自己是一個笨學生，比之于聰慧的姐姐和優秀的大哥，也比之于她的那些杰出的同學；她也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名人，甘于做一個普通人。正是這樣平和的心態，才讓全書充盈著她謙和的氣息。

　　“好玩”是此書頻繁出現的一個詞。余斌說：“她常掛在嘴邊的一個詞是‘好玩’。‘好玩’影響到她的記憶和對記憶的篩選，后面未嘗沒有一種觀人觀世的態度。”我想，如果沒有這種態度，她很難在這一百年的動蕩中安然處世到現在。而今，她永遠地離開了我們。還好，她為我們留下這樣一本口述自傳，其價值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發珍貴。（鄧安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