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火萬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這是白居易的《江樓夕望招客》中的詩句。夜色來臨，街衢巷陌次第點起的燈火，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百姓是否安居樂業，為官者是否心懷百姓，為其營造了良好的生存環境。悠悠歷史長河里，有幾則與燈火相關的故事，讀起來能使人有所思察。

　　宋代有一地方官名為田登，做派蠻橫霸道，因其名有“登”字，所以要求一州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都要避諱“登”字，甚至與之諧音的字也要避諱，否則就要被治罪，不少吏卒因此受到鞭笞。上元有觀燈之俗，到了上元前夕，官府貼出觀燈告示，但由于怕觸怒田登，執筆小吏只好將“燈”改作“火”，張貼出來的竟是“本州依例放火三日”，令客商和當地百姓大感恐慌。這則故事記載于陸游的《老學庵筆記》，“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一語即從此故事而來。田登官氣十足，為了避自己的名諱，就強奪百姓“點燈”的說法，可見其平時對百姓又有多少克扣盤剝之舉。

　　田登不許人提“燈”而遭人憤恨，宋代還有個叫劉瑾的地方官則是向百姓攤派捐燈落下罵名。他上任不久，就到了上元佳節，為了粉飾門面，他下令無論貧富人家，每戶一律捐花燈十盞。對于富戶而言，這當然沒什么壓力，可對于貧寒百姓而言，這就是沉重的負擔。很多百姓叫苦連天，不知如何應對。有一個叫陳烈的讀書人，寫了一首《題燈》詩對此事予以抨擊，同時道出了百姓的心聲：“富家一碗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碗燈，父子相聚哭。風流太守知不知？惟恨笙歌無妙曲。”據說，劉瑾還算是聞過而改的人，他讀到詩后心生悔意，最終取消了這一政令。

　　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應是為官者的本分，田登與劉瑾在百姓燈火問題上顯然沒做到這一點。漢代，有一位太守做出了不同的選擇，令百姓稱贊不已。

　　漢章帝建初年間，廉范擔任蜀郡太守。當時成都經濟富庶、城市繁榮，木質樓房鱗次櫛比，距離甚窄，屢屢發生火災，常使房屋連片燒毀，所以官府頒布晚上不準用火的禁令，給百姓造成諸多不便，結果人們在偷偷用火時引發了更多火災。廉范了解到這一癥結后，大膽轉換思路，廢除了晚上不許用火的政令，但同時要求家家戶戶都要備好水，以便及時撲火，最終治理效果明顯。蜀郡百姓還創作了一首民歌贊頌他，“廉叔度，來何暮。不火禁，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叔度是廉范的字，由于晚上用火可以多做活計，促進百姓收入增加，從穿不起短衣，到擁有五條褲子，這些變化都是廉范施政所致。

　　凡清官廉吏，皆重視改善民生，固根本、計長遠。唐代名相宋璟仕途跌宕，曾被貶嶺南，任廣州都督。當地居民多年來建造房屋多以竹茅為材料，所以房子容易遭遇火患，一場火燒下來，不僅財產損失重大，而且經常傷及人命。

　　宋璟想出了一個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辦法，他令人教授當地百姓燒瓦技藝，長年累月下大力氣逐漸改變用竹茅建屋的習慣。用磚瓦蓋起的民居與店肆，不僅減少了火災延燒之禍患，而且更加牢固美觀，百姓居住環境得到改善。百姓發自內心感激宋璟，在其回京任職后，為他立了一塊“遺愛碑”，讓子孫后代不忘其恩德。宋璟卻立即稟奏朝廷請求拆毀，并稱此風不可長。后來，宋璟身居高位，選賢舉能、刑賞無私，參與開創了開元盛世。他本人因善政善治令人心悅誠服，朝野譽其為“有腳陽春”。

　　“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飯，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為政者責任重大，一條條政令關乎民生福祉。如此看來，似豆般的一盞燈火亦絕非小事，靜謐祥和的萬家燈火便是太平人間。(屈四東)